我国在2003年签署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下称《公约》），但是此后几年中，卷烟的生产量和销售量却增加了近20%。
　　国家控烟办公室主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昨日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目前导致我国香烟消费出现反弹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政企不分是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呼吁拆分国家烟草专卖局。

　　政企不分的烟草体制

　　目前，我国烟草行业的最高行政管理部门为国家烟草专卖局，而中国烟草总公司则是负责全国烟草产、供、销的经济实体。但是，两者实质上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也就既具有行政职能，又承担经营任务。
　　政企不分的体制产生了一个矛盾：《公约》于2006年1月9日正式实行，国家烟草专卖局一方面肩负立法、敦促禁烟工作的重任；而另一方面又承担促进中国烟草产业发展，增加生产销售的职责。
　　因此，拆分烟草专卖局成为改革烟草管理体制的重点。而在今年两会前，就有传闻正在制定国家烟草专卖局的改革方案。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吴宜群告诉记者：“关于拆分的建议是去年9月29日，我们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一次研讨会上正式提出的。”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将会上的意见汇总上报。
　　不过，在此次机构调整中，国家烟草专卖局的隶属关系，由国家发改委调整至新成立的国家工业与信息化部，但其职权并未作重大调整。有关人士表示，调整规划正在制定中，应该有一个过程。据了解，拆分建议现已得到中央主要领导的批示，认为必须按照《公约》精神办理。
　　其实，改革烟草专卖局政企不分的体制早已纳入决策层的视野。早在1998年，国务院办公厅就下发通知，对国家烟草专卖局的职能作出调整，要求“逐步实现政企分开”。
　　“我建议在未来的机构改革中，应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烟草专卖局实行政企分开的指示，将中国烟草总公司从现行的国家机构中剥离。”杨功焕建议，国家烟草专卖局应更名为国家烟草监督管理局，按照《中国烟草控制战略规划》的要求，统一领导与监督我国烟草生产企业控烟的履约工作，监督烟草的生产、经营和销售。

　　寻求立法支持

　　作为我国履约的重要职能部门，长期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被禁烟人士寄予厚望，但其执行《公约》的力度却并没有得到认同。比如其主导下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卷烟包装标识的规定》（下称《规定》）等文件，被普遍认为力度不够。
　　“《规定》中对于健康警语中文字体的要求，‘高度不小于2mm’，你可以用尺比划一下，2mm是多小的字，烟草企业肯定会执行《规定》的下限，而不是主动选择把警示字体放大。”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原院长王克安表示。
　　事实上，为促进我国履约工作，国务院曾成立过专门的协调机构，2007年4月批准成立了由国家发改委、卫生部、外交部、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烟草专卖局等八部门组成的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下称“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负责协调履约工作；各部委根据部门职责，对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条款负责实施。同时，卫生部也成立了自己的履约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办公室常设机构放在国家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重点工作是以履约和无烟奥运为突破口，促进国家烟草控制行动计划的制订，促进烟草控制在中国的开展。
　　“但该协调机构的负责官员很难在众多部门的协同中发挥主导作用。”世界卫生组织烟草及健康合作中心顾问臧英年告诉记者。
　　到目前为止，国家各部门已经出台了22部政策法规与烟草控制有关；而各种地方性法规也超过了100部，但是这些政策和法规与《公约》有很大差距。截至目前，中国还只有部门和地方性法规，没有全国性法规。
　　“尽快出台内容限定清楚、执法主体明确、操作性强的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的全国性法规十分必要。”杨功焕表示。她同时表示，为了在2011年1月9日、《公约》履行之日起，我国在履约状况上能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希望全国人大能够制定类似防治艾滋病和“非典”一样的国家战略规划。

吸烟损失难以估量　税收杠杆调节烟草消费

赵奕

　　虽然我国已经签署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但是在控烟方面仍存有很大的阻力。一些人认为烟草所带来的经济收益是显著的，而采取激进的控烟措施将使部分利益受损。不过，还有很多专家认为烟草所带来的损失远超其带来的收益。
　　据国家烟草专卖局2月底发布数据，去年我国烟草业实现利税388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5%，依然是我国上缴利税最多的行业。
　　不过，“2007年吸烟导致我国总体经济负担为416亿元，为当年卫生总费用的3.1%，其中直接医疗费用为141亿元，间接费用就是患病带来的损失32亿元，而患者死亡造成的损失为243亿元。”昨日，世界银行高级卫生专家王世勇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虽然，这笔费用与烟草行业每年带来的税收相比，还是微不足道，但王世勇继续表示，上述数字仅仅针对发病和接受治疗的人群，由于香烟危害需要数年后才能显现出来，因此并未计算5.4亿被动吸烟人群遭受的健康损失。
　　“同时也未计算由于吸烟造成的火灾损失，和烟民健康被危害的损失。”王世勇告诉记者。吸烟者不仅相较非吸烟者消耗更多的卫生资源，同时吸烟者在生活质量方面也在下降，世界银行研究表明，吸烟者少花费30%的教育开支、15%的医疗开支、15%　的生产投入、10%的食品开支，省下来的费用都将用来购买烟卷。
　　其实，吸烟所带来的危害和损失已经不言而喻了，但是“2007年，我国控烟经费中，国家投入1480万元，而国际项目的投入4028万元”。国家控烟办公室主任、国家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表示。
　　对于捉襟见肘的控烟投入，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可以通过增加烟草税收，并规定在烟草税收中以固定比例来支付控烟支出的方式来保证控烟经费。
　　据世界银行统计，国家财政收入对烟草税的依赖呈逐年降低的态势，从上世纪90年代的11.7%降到2005年的7.6%。烟草价格在过去6年里年均增长率为10%，烟草税收年平均涨幅为14%。
　　虽然，国际上普遍认为烟草税的上涨将有利于降低吸烟率，特别是青少年吸烟的可能性，但较之其他国家，中国的烟草税率低(剔除增值税后，可比税率仅为21%）。
　　与此同时，烟草行业仍旧是中国最赚钱的行业，2006年全国工业平均年利润率为6.22%，而烟草行业为14.6%。烟草行业工人的平均年工资是整个工业企业工人平均年工资的2.53倍。
　　在利税方面，烟草税收上缴国家26%、各省市烟草专卖局28%、企业自身46%。“增加烟草税收既可以保证各方的收入不会发生变化，同时又使烟草流行率降低，已经成为各国用来控制吸烟的普遍方式。”王世勇表示。

30年肺癌直升465%　戒烟成为首要措施

马晓华

　　“肺癌在过去的30年上升了465%，上升速度非常快。”4月29日，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齐小秋在卫生部第三次全国死因调查的发布会上表示。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与生态环境、生活方式相关的肿瘤患者呈现持续性增长势头，其中肺癌和乳腺癌上升幅度最大，过去30年分别上升了465%和96%。
　　齐小秋表示，绝大多数癌症是可防可治的。肺癌上升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要大力提倡戒烟，国家也采取了一些政策，另外这次建立无烟奥运，北京市要开展在公共场所戒烟等一些措施、合理膳食和适量运动等健康生活方式。
　　据介绍，死亡率、死亡原因及其变化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是制定卫生政策、评价医疗卫生工作质量和效果的科学依据。2006年，卫生部和科技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第三次居民死亡原因抽样调查。
　　第三次抽样调查结果反映出城乡和不同区域死亡率差异较为明显。农村高于城市19%，中、西部城市分别高于东部城市22%和25%；中、西部农村分别高于东部农村13%和15%。
　　调查结果表明，脑血管病、恶性肿瘤是我国前两位死亡原因，分别占死亡总数的22.45%和22.32%，第三、四位是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脏病，第五位是损伤和中毒，前五位的死亡原因累计占死亡总数的85%。
　　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居民死亡率水平明显偏高，慢性疾病尤为突出，脑血管病是欧美发达国家的4~5倍，是日本的3.5倍；恶性肿瘤与美国、英国、法国接近，却高于亚洲国家（如日本、印度和泰国）；心脏病接近美国、英国，却明显高于法国、澳大利亚、日本和泰国。
　　另外，我国恶性肿瘤死亡率呈持续的增长趋势。与前两次调查结果相比，死亡率比上世纪7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分别增加了83.1%、22.5%。恶性肿瘤是城市首位死因（占城市死亡总数的25.0%），农村为第二位死因（占21.0%）。
　　从城乡前10位恶性肿瘤构成来看，肺癌已代替肝癌成为我国首位恶性肿瘤死亡原因（占全部恶性肿瘤死亡的22.7%）。比较我国城乡肿瘤构成，尤其是城市地区，呈现类似发达国家的变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