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的散户奶源比例占到一半，且形式多样，除了养殖小区和租赁小区，农民甚至可以自由选择在家挤奶。要实现对数百个奶站的时时监控已是不可能的任务，只能依靠最后一关的严格检查，加强对蛋白质等指标的检测，但如此以来，反而滋生了层出不穷的作弊手段。

　　与此同时，随着竞争加剧，对奶源的抢夺加剧了三鹿监管的难度。原奶价格低的时候，对手提出一个比三鹿高的价格，以增加后者成本，但自己的收购量一直不大，“为了不丧失对奶源的控制，三鹿在有些时候不得不忍受低下的原奶质量。”一位业内人士说。

　　经本刊调查，三鹿奶粉中所含三聚氰胺成分，不存在生产过程中添加的可能，确为部分上游奶站经营者及极少数奶农在原奶中搀入。而造成这种监管疏漏的根本原因，在于三鹿从未将公司与上游环节进行有效的利益捆绑，实际上它们是难以分割的利益共同体。在事故发生后，这种天然联系反而更为明显。

　　三鹿最重要的奶源之一——石家庄市行唐县，是最早以养奶牛发展经济的地区。事故爆发前，该县余底村的800多户人家饲养了3000多头奶牛。住在村口的翟霞家饲养的6头奶牛一天可以挤奶200多斤，这些牛奶被村里的奶站收购，再由奶站出售给三鹿、蒙牛、光明、三元等乳品企业，三鹿占其中90％以上。

　　9月11日以来，余底十几家奶站已停止收奶。每天早上，大批牛奶被倾倒在公路及田地，一家奶站还因将牛奶倒进排水沟而遭到环保部门查处，被罚款3000元。“现在种地不赚钱，养牛是我们主要的经济来源，都指着牛奶过日子，出了这种事情把我们害惨了。”翟霞说。

　　事实上，最初鼓励当地养牛时，三鹿也曾付出努力，比如提供部分设备帮助建立奶站，但由于奶站产权属于个人，三鹿没有能力也无法将其纳入直接控制，这样一来，奶农与奶站就陷入一种原始博弈。

　　在2007年年中之前，产业链各方都在这种博弈中以低利润维持着微妙的平衡。但该年下半年以来出现的两个现象轻易撼动了这一局面。

　　首先，饲养成本急剧上升，奶站进一步压价的空间大为缩减，奶农利润则更为微薄。饲养奶牛的全价料已经从去年每袋90元上涨至今年年中的140-150元/袋。按照翟霞的说法，六头奶牛所需月成本为6700元，而供奶月均收入为8000元，刨除生病、退奶、交配等各项支出，低利的天平已摇摇欲坠。

　　同时，全球最重要的乳品提供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均逢大旱，导致原奶大量减产，价格急升。这极大刺激了奶站获取暴利的欲望。翟霞说，2007年底，他们发现本村奶站经营者一夜暴富，很多奶站老板购置了新车。

　　事实上，为了维持基本的收支平衡，搀假现象早已普及，但奶农更多是兑水、乳清粉等，而拥有一定技术和检测能力的奶站的创新空间就大得多。就在2007年，奶站老板找到了新的创富元素——三聚氰氨。

　　2007年下半年以来，行唐县城的香港路上，十多家销售食品添加剂的店铺开始公开销售每袋20斤的三聚氰胺，但工商、质检、税务等部门却未对这种包装上没有任何标志的商品进行及时查处，直至丑闻曝光后，这些店铺才全部闭门歇业。

　　在这个新生意中，行唐人薛建忠是一个关键角色。以卖水为生的薛获得一项特别的技术：生产去离子水，后者在一定温度下可以将微溶于水的三聚氰胺融化，同时不破坏其构造。借此，薛在县城附近建造了一家秘密工厂，并在周遭搭建起初步的销售网络，为顾客做好产品配比的服务相当“到位”。

　　目前，已被通缉的薛建忠尚未落网，但对于三鹿日渐脆弱的供应链来说，已是个永久的耻辱。某种意义上，每年到各个奶站检查的次数已减少到两、三次的三鹿集团已沦为同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