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奶粉事件从揭开起，是一连串的痛。它给中国食品业及“中国制造”带来的危害是难以在短时间消除的，不亚于疯牛病给对英国重创。但疯牛病与“三鹿病”有所不同：前者与道德良心基本无关，后者是人为的，企业和有关政府知情不报，其中包含着法律罪责，也有监管疏漏、行业默认和官商同谋等因素。

　　因此，救治的药方就不能从杜绝三聚氰胺着手，以问责了断，而应当从商业道德、制度和法律进行全面诊断。《左传》有言，“法行则人从法，法败则法从人”。温家宝总理希望每个企业家、每个企业身上都流着道德的血液，实际上得靠法治来实现。

强明规 弱潜则

　　“三鹿病”让人感到的痛，不仅是婴儿的健康受损及死亡，而且还有多家企业集体作弊，以及政府监管部门对企业恶行大开绿灯。对产品予以免检，让企业随心所欲；给企业以名牌产品称号，不仅自身获利，而且伙同企业欺骗公众。

　　无论行业内部，还是企业与政府监管部门之间，起作用的是潜规则，而不是法律、职守、食品安全标准等明规则。潜规则的盛行，抹去了法律的威力，让见不得阳光的特殊管道、关系网大显身手，滋生出利益共同体，进而生成结构性腐败。

　　比如评选名牌产品，大都是由政府机构认定的，发展较好的企业只要交一笔费用，就可能得到名牌的回报，而成为名牌则很快能在市场获利。企业因此把对市场的负责转变为对政府相关部门的负责，对质量的竞争变成关系硬不硬的竞争。而政府部门也和企业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也会把监管责任放在其次，在遇到麻烦时会动用各种权力为企业包庇、遮羞。于是，某些企业的恶劣行径每每逃脱惩罚，让更多企业坚信“钱买万能”，缺少监管的市场变得更混乱，消费者呼告无门。最终，“三鹿病”肆意横行，辱国害民。

　　“三鹿病”能否痛出“三路”改革呢？第一路改革就该是强明规，弱潜则，把潜规则的舞台快速掘掉，让法律和制度在市场运行和社会管理上强硬起来，成为商业道德和社会正义的守护神。正在落实的官员问责制是途径之一，但没有对违法企业的严厉惩罚，不对企业负责人和官员进行法律责任追究，不取消政府部门的名牌、名品评定权，不彻底摒弃刑不上大夫的传统，那就不能树立法律权威，大众的利益和生命安全就不能得到保证。

　　另一条强化法治的途径是司法体系与行政体系的分离，没有司法的相对独立，人治官治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 陈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