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毒奶事件愈演愈烈，殃及池鱼，酒泉好牛乳业公司因挂了三鹿的牌子，尽管制作奶粉不是同一生产线，也没有在奶粉中查出三聚氰胺，但其销售仍然受到影响。对此，酒泉市政府日前作出一项规定：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中小学生和驻地官兵都要带头饮用酒泉乳品企业生产的液态奶。具体办法是每人每天饮用1斤牛奶，“没有任何条件可讲”。

     当地政府为了保护企业，帮助当地奶农渡过难关，似乎表现出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但是，良好的愿望不能通过错误的做法来实现，这种强迫消费的做法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因为公权力越过了自己的权限，在保护一部分人利益的同时，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明显侵犯了公民个人的消费权，甚至生命权。在我看来，这种侵权行为比经济受损的后果还要更加严重，它关涉今天的政府与公民之间，到底应当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在现代国家，当一个公民按规定纳税后，他也就完成了一个公民的义务，对于任何企业，哪怕是本地纳税大户的企业，他都没有任何必尽的义务。对他来说，他首先是一个公民，然后才是一个本地居民。为了扶持一个本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政府可以向公众呼吁和号召(当然更重要的是向公众讲清情况，消除公众的疑虑，至于公众能否相信，那是另一回事)，却无权动用行政命令，强制公民消费。

     一个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商品时，他的选择是自由的，并受到法律保护，某个商品买与不买，完全是他个人的权利。他首先必须对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和财产负责，也只有他自己有权对是否购买做出决定。因此，即使一个企业的产品质量很好，也不可以强制公众购买，因为这样就意味着，这已经不是在消费，而是在完成一项政府布置的任务。这个受到特殊照顾的企业也不再是市场的公平参与者。消费者必然会面对这样的情形：如果企业的产品质量有问题，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经济，同样可以强制他买单。

     这说明当下许多政府官员还缺乏维护公民权利的意识。的确，处在一个共同体中的公民会让渡许多权利，比如，公民个人必须放弃惩罚罪犯的权利，并把它交由公权力去处理，而公权力的职责也只能是以公众的安全福利为限，并不享有公民没有让渡的那部分基本权利。这部分基本权利就是一个人的生命权和财产权，这是任何人都不会自动让渡的。目前的情况是，毒奶事件的本质暴露出某些乳品企业无视公民的生命权，而事件发生后，购买乳品同样已经关涉到消费者的生命健康，人们不买某个品牌的乳品，正是出于自身的安全考虑。如果强制消费某个食品，哪怕品牌没有问题，在性质上也是无异于迫使公民本人放弃生命自主权，把决定自己生命的权利完全让渡给公权力。

     经济问题只能以经济手段来解决，这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根本区别，可我们却看到，许多官员仍然对泛政治化的做法情有独钟，动辄喜欢用“政治任务”的说辞来对待一切，似乎靠着这个就可以畅通无阻了。殊不知官员有政绩考虑，老百姓却没有为官员政绩出力的义务。换句话说，政府官员不能将自己的责任转移到公众身上，让公众来承担。对于此次被毒奶事件殃及的无辜企业，当地政府应当做的只能是，让时间来恢复公众对企业的信任。官员自己可以购买某个乳制品，但他却不能强制他人购买。正如股市大跌，政府可以采取救市措施，但不能为了救市强制股民增持。强制消费的结果只能引起公众的反感，更加动摇公权力和企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现代社会的理念是，不是公众为政府服务，而是政府为公众服务。但许多地方官员仍然习惯于旧的思维，将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视作代民做主的关系，比如许多地方保护主义便是如此，在政绩驱动下搞指令性消费，甚至包括那些与人的健康有关的商品，这样做不仅损害了企业的正常竞争，更是罔顾公民的权益，它与今天所提倡的服务型政府是完全相悖的。  作者：景凯旋